
2023年1月2日清晨6点40分配资网站排行,曾获得党中央、国务院颁发的改革先锋称号的胡福明同志去世,享年87岁。
胡福明是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优秀毕业生,后来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攻读研究生。毕业后,他本有机会留校教学,但由于妻子在无锡工作,他主动选择调往南京大学任教。
1976年底,胡福明敏锐地意识到,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。他作为一名年轻的理论工作者,决定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场变革。那段时间,他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,夜以继日地撰写理论文章。
展开剩余76%1977年2月,胡福明深感社会停滞不前,他开始反思,夜里经常辗转难眠。经过一个月的深思熟虑,他终于发现,问题的根源在于“两个凡是”的思想禁锢。于是,他决心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理论文章,这篇文章就是后来的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
虽然内心有所顾虑,胡福明深知,写这篇文章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过去几年,他曾因参加劳动改造而经历了艰难的生活,如果再写这篇文章,他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境遇。然而,作为理论工作者,他不能袖手旁观,最终下定决心:“即使是坐牢,也要写。”
为了不连累家人和同事,他独自思考,避免与身边的人讨论,更没有告诉家人,让他们担心。
很快,胡福明为文章定了题目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,这个论点最早由马克思提出,毛主席也曾在公开讲话中强调过。那年夏天,胡福明的妻子住院治疗,他每天晚上陪伴在她床前,等她入睡后,他就拿着资料在医院的走廊上,借着昏暗的灯光查阅书籍、写下摘录,边读边分析研究。
等到妻子康复出院时,胡福明已经搜集了上百条相关理论,写好了2000多字的文章提纲,文章的主题、观点和结构基本完成。回到家中,正值暑假,他没有教学任务,便全身心投入创作,短短一周便完成了8000多字的初稿。接下来的几天,他又进行了三次修改,最终确定了定稿。
写完文章后,胡福明决定将其寄给《光明日报》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。寄出后的几个月,胡福明一直心情忐忑,时刻担心文章可能带来的后果,甚至已做好了可能坐牢的准备。
1978年1月,文章寄出四个月后,胡福明收到了王强华的回信,信中提出了修改意见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,胡福明忙于修改文章,直到4月,他收到通知,要参加一个研讨会,这时他隐约感到,文章的修改可能并不简单。王强华的修改意见从最初的“温和”逐渐变成了“更具战斗力”,让胡福明意识到,这篇文章可能会引起重大的反响。
会议上,《光明日报》的总编辑杨西光开门见山地说,今天聚集大家讨论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修改。胡福明的文章被摆在桌上,大家一起进行讨论,最后根据意见对文章进行了调整。修改完成后,胡福明回到南京,此时他仍不知道文章是否会发表,何时发表。
5月11日,文章终于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,且刊登在了头版的重要位置。胡福明仔细阅读后发现,标题有所改动,增加了“唯一”二字,心中无比激动,但他没有表露出来,仍然专心投入教学工作。
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经发表,立即引起了巨大反响,社会各界展开了广泛讨论。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也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。然而,持反对意见的人直言不讳地批评这篇文章,认为它挑战了毛泽东思想。汪东兴也多次公开批评胡耀邦以及《人民日报》和新华社的领导。
尽管如此,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以及其他党刊也陆续刊登了反对“两个凡是”的文章。1978年7月,汪东兴在视察山东时明确表示:“不要砍旗,不要丢刀子。”他坚决支持“两个凡是”的立场,认为这篇文章是“砍旗之作”。
党内的声音逐渐加剧,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。7月21日,邓小平在与党内同志的谈话中表态,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,并表示不应设立禁区。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,特别是在文艺、科学、教育等领域,讨论热度持续攀升。
在1978年11月到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,华国锋和汪东兴做了自我批评,承认“两个凡是”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发展。几天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,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,为新的时代揭开了序幕。而胡福明的那篇文章,也成为了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催化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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